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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只有共產黨能堅持敵后抗戰?

                  原標題:為何只有共產黨能堅持敵后抗戰?

                  當年國家雖大卻力量衰弱的中國想對抗小而強的日本,只靠進行正規戰必敗無疑,對這一點國共雙方都有認識。日軍大舉深入中國內地后,總數不過5萬人的八路軍、新四軍以敵后為發展方向,國民黨也向敵后派出過50萬軍隊。最后結果是,八年后共產黨的軍隊發展到百萬之眾且建立了1億人口的根據地,國民黨在敵后的軍隊或滅或降或逃而所剩無幾。為什么國共雙方在敵后戰場的表現如此不同?這是回顧抗戰史時不可忽視的一個現象。

                  共產黨最早認定“到敵后去”的發展方向

                  游擊戰是弱軍對抗強軍的有效方式,這一點在近代世界上已有公論。縱橫西歐無敵的拿破侖被西班牙的游擊戰爭拖垮,大英帝國被南非的布爾游擊隊困擾得無計可施只好妥協,都是西方軍事家推崇的戰例。談起在近代中國進行游擊戰,中國共產黨自然是頂級大師,從1927年建軍后就長期依靠老百姓在農村打游擊。國民黨政權作為以城市為中心的當權者,則一向只注重正規戰。

                  1931年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迅速占領了東北,南京政府和當地駐軍實行不抵抗政策,蜂起后群龍無首的義勇軍也很快失敗,只有中共滿洲省委組織的游擊隊能堅持長年游擊戰。后來在淞滬抗戰、長城抗戰時,國民政府只進行正規戰,同日軍正面交鋒無不以敗北告終。面對日本節節入侵,有憂患感的中國人無不思考作戰的對策。如著名軍事家蔣百里提出“航空救國論”,希望加速空軍建設以對抗日本,這顯然也辦不到。

                  促成國共合作抗日的西安事變之前,到達陜北的中央紅軍就已經在考慮今后對日采取何種方針。1936年6月,美國記者斯諾走進了由幾百眼破窯洞構成、滿目風塵的陜北保安(今改名志丹)縣城。毛澤東在與他徹夜長談時講到未來戰爭前景。斯諾記載說:“他要我預先設想到日本將贏得所有重大的戰斗,占領了主要城市和交通線,而在戰爭初期,就摧毀了國民黨的精銳部隊。繼后產生的是一個持久斗爭的局面,在這個局面中,紅軍游擊隊將起主要的作用。”(斯諾《我在舊中國十三年》第73頁,三聯書店1973年版。)

                  后人不能不欽佩,全面抗戰開始后的戰局發展及共產黨軍隊的行動,恰恰同毛澤東這一預見完全吻合!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發生后,蔣介石急于要紅軍改編并出師前線。8月上旬,周恩來、朱德赴南京參加全國各派力量參加的最高國防會議,國民黨當局想劃分給中共軍隊一段正面戰線防守。毛澤東馬上致電中共代表指出:陣地戰非紅軍所長,要求“游擊戰以紅軍與其他適宜部隊及人民武裝擔任之,在整個戰略部署下給予獨立自主的指揮權”。蔣介石認為共產黨跳到敵后打游擊能配合正面戰場,且更易被日軍圍殲,也表示同意。這樣國共兩黨達成了協議,抗戰期間共產黨以敵后游擊戰在戰略上配合國民黨在正面戰場作戰。

                  八路軍出師晉東北首戰平型關之后,馬上向幾個戰略方向展開實行游擊戰。如在115師政委聶榮臻指揮下,八路軍2000人深入晉北和冀西的敵后,迅速收復數十個縣城,并建立了華北第一塊根據地——晉察冀根據地,該部在幾個月里也擴大到4萬人。晉察冀邊區這一“模范根據地”的建立,證明八路軍在日軍后方完全可以站住腳,并有最好的發展條件。當時國民黨政權和軍隊逃走,日軍因兵力不足只占領少數城鎮和交通線,由老紅軍骨干組成的八路軍只要做好群眾工作,振臂一呼便應者云集。一個排、一個連就能占領一個縣,消滅偽軍、散匪再搜集國民黨軍潰敗時丟棄的大批武器又可擴充部隊。隨后,八路軍在晉察冀、晉冀魯豫、晉綏、山東都建立了根據地,日軍的后方又成為它新的前線。

                  對八路軍成功挺進敵后并建立了根據地,國民黨當局雖有表彰卻又生妒忌。1937年11月5日,蔣介石在南京最高軍事會議上便說:“現在由共產黨所改編過來的軍隊,他們固然善于游擊戰,能夠擾亂敵軍的后方。但一般盲目捧共的人,即借此一點,不假思索地為他們作過分夸大的宣傳,似乎只有這一部分軍隊才能夠抗日……這種荒謬悖理的宣傳,如不及早糾正,只有一天一天地助長共產黨的囂張。”(蔣介石《出席最高國防會議致辭》,載臺灣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研究會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四,第 653頁。)當時蔣介石也布置一些游擊活動,例如讓特務機構組織一些別動隊到日軍后方搞暗殺等活動,這些沒有群眾基礎的孤立行動在戰略全局上其實起不了大的作用。

                  國民黨軍學不了游擊戰

                  國民黨當局后來轉向重視游擊戰,主要是由于戰局轉變。盧溝橋事變后,蔣介石一面組織正面抵抗,一面在上海開辟一個新戰場,并抽調全國1/3以上的正規軍在狹小的戰場相拼。蔣介石當時在內部說過,這一仗就是打給外國人看的,希望英美擔心自己的利益受損而干預。英美卻未以強力阻止日本,蘇聯也未出兵,國民黨上層就不能不準備戰爭的持久性。

                  1938年春,國民政府軍委會在武漢召開會議研究下一步戰略,素有“小諸葛”之稱的桂系將領、副總參謀長白崇禧提議:“黃河以北的國軍部隊一律不許過河,就地開展游擊戰。”當時有人反駁說:“國軍未演習游擊戰,此議是否可行,尚需考慮。”白崇禧卻回答說:“以打游擊戰起家的中共,亦為中國人,中共可以打游擊戰,國軍當亦能打游擊。”(《白崇禧回憶錄》第304頁,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白崇禧的意見得到蔣介石的首肯,不過留下打游擊的大都屬“雜牌”武裝,嫡系部隊還是要退到后方保存。

                  武漢失守后,1938年11月下旬蔣介石在湖南衡山召開的南岳軍事會議上宣布:“二期抗戰,以游擊戰為重點”。國民政府軍委會隨即變更了戰斗系列,在敵后建立了冀察、魯蘇兩個戰區,并決定國軍部隊1/3用于正面戰場,1/3進入敵后開展游擊戰,1/3在后方整訓,敵后游擊戰也成為國民政府抗日整體策略的一個重心。據此,國民黨陸續派出50萬以上的部隊進入敵后,還收編當地雜系武裝,在日軍后方的軍隊數一時大大超過了中共領導的部隊。

                  為了讓國民黨部隊的軍官學會打游擊,蔣介石還求助于中共方面。1939年初,湖南衡山開辦了“南岳游擊干部訓練班”,主要請第十八集團軍參謀長葉劍英所率的一批從延安來的教員任課,蔣介石任命湯恩伯、葉劍英二人擔任正副教育長。共產黨教員非常坦率地介紹了打游擊的前提是軍民打成一片,對此國方人員都深以為然。湯恩伯有一次在大會上指著葉劍英對全體學員說:“過去我們為什么老是打不過他們,就是因為他們同老百姓打成一片。”

                  當時八路軍的教官介紹了游擊戰的另一條經驗,就是官兵同甘共苦,并列舉了八路軍從總司令到士兵都吃一樣的伙食穿一樣的衣服的例子。對這一點,國民黨軍的軍官們聽后無不嘆息,認為不要說軍長、師長,就是要求自己部隊的連長與士兵過一樣的生活也辦不到。

                  中共方面的游擊戰思想歷來公開宣傳并不保密,不過軍隊的性質不同導致國民黨的軍隊無法學習貫徹。國民黨軍雖在敵后的華北五省和蘇中、蘇北、大別山都有廣大活動區域,卻未建成真正的根據地,游擊戰也無法有效開展。國民黨軍隊的根本弱點,就是所到之處只征糧拉夫而增加老百姓負擔,卻沒有任何助民措施。敵后的部隊沒有群眾基礎,補給就遇到大問題,向民間掠取更會結怨于百姓。在日軍“掃蕩”下,許多部隊真陷入“游而不擊”、只能東躲西藏的狀態之中。

                  國民黨當局在敵后建立的兩個戰區中,冀察戰區最早瓦解。1939年初,蔣介石委任原西北軍舊將領、曾在1924年出面將溥儀驅趕出宮而聞名的鹿鐘麟為冀察戰區總司令兼河北省主席,讓其率兵進入冀南敵后。這除了想在日軍后方建立牽制據點外,又含有“一石二鳥”之計,是想讓這個雜牌將領去與八路軍爭奪地盤。鹿鐘麟剛進入冀南時,朱德、劉伯承等八路軍領導人曾與之會面,爭取一致抗戰,鹿本人卻一度利令智昏,網羅在敵后的西北軍舊將領石友三等人并聯合中央軍朱懷冰等部,向八路軍挑起摩擦并爭奪地區。鹿部因沒有群眾基礎,遇日軍攻擊便到處游動,在1940年同八路軍摩擦時又被驅逐。鹿鐘麟回重慶后,老上司馮玉祥告誡他不要再出頭露面為人當工具,其留下的部隊隨后紛紛瓦解。華北敵后僅剩的國民黨軍龐炳勛、孫殿英部堅持到1943年,也最后投降日本充當了偽軍。

                  在山東和蘇北、蘇中建立的魯蘇戰區,活動的國民黨敵后部隊最多。在魯中的原東北軍于學忠部同八路軍關系較好,卻一直未能建成根據地。鑒于供應困難,部隊日益縮小,于學忠本人在1943年率殘部在八路軍掩護下向河南突圍返回大后方,他所指揮的吳化文等部投敵當了偽軍。蘇中的韓德勤部對日軍長期避戰,率部向新四軍進攻時在黃橋大敗,從此元氣大傷,所管轄的李長江等部又投降日軍。1943年在日軍的“掃蕩”下,韓德勤總部無法生存而逃向皖西,魯蘇戰區至此也不存在。

                  國民黨軍在日軍后方也戰斗了五年時間,結果只剩下大別山區還留有桂軍,深入敵后的幾十萬軍隊近一半被日軍消滅,近一半降敵當了偽軍,只剩極少數人撤回后方,敵后抗日陣營隨后就成了共產黨軍隊一統天下。

                  共產黨能在敵后立足靠減租減息

                  國民黨軍在敵后站不住腳,除了因政治素質差(眾多將領見形勢不利就投降便是例證),關鍵是官兵關系、軍民關系處理不好,自然導致軍心不振而經不起艱苦斗爭考驗。蔣介石的心腹、與毛人鳳和鄭介民并列為軍統特務三巨頭的唐縱在日記中對此也總結道:“士氣低落的根本原因,由于軍民脫節,軍政脫節,官兵脫節。”(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第477頁,群眾出版社1991年版。)當年國民黨政權及其軍隊要維持官僚、買辦和豪紳等腐敗的既得利益集團的權益,在抗戰中也不可能進行任何社會改革,反而加重了民眾負擔,這也決定了無法解決軍民、官兵之間的矛盾。

                  戰后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寫的《華北治安戰》曾對國共兩黨的敵后游擊戰有過這樣一種評價:“國民黨系統的軍隊的政治工作和游擊戰,與中共方面相比較,則相形見絀,不夠熟練和妥善。”這里面所說的“見絀”的根源,恰恰是出于軍隊的政治素質和服務宗旨的差別。

                  在日軍一直進行殘酷“掃蕩”和圍攻的艱苦敵后環境中,八路軍、新四軍能堅持下來還能發展壯大,沒有什么秘訣,正如當年那首《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歌中所唱的那樣:“他堅持抗戰八年整,他改善了人民生活”。軍隊要得到人民擁護,不是靠取之于民,關鍵在于造福于民。共產黨的軍隊能得到人民擁護,固然是因群眾紀律好,人稱“哪家住八路,灶里有柴燒,缸滿院掃凈”,更重要的是能解決中國農民祖祖輩輩最期盼的土地問題。

                  當年紅軍能奮斗十年并發展壯大,靠的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得到貧苦農民擁護。1937年國共停止內戰,為團結國內各階層包括開明士紳一同抗日,共產黨宣布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而想發動占人口80%的農民群眾又離不開土地問題。為此,中國共產黨人援引了孫中山提出、國民黨卻未能實行的政策──減租減息。全面抗戰剛開始時,1937年8月中共中央提出“救國十大綱領”,其中便提出了“減租減息”的政策。抗戰時期八路軍、新四軍建立根據地的前提,正是發動農民向地主要求實行“二五減租”,這樣便大大減輕了負擔。加上實行“合理負擔”,公糧主要由占有多數土地的地主來交,減息后又免除了眾多農民的“閻王債”,正如有的邊區領導人所說,減租減息實際是變相的土改。

                  抗戰時的社會調查證明,實行減租減息后的各根據地,絕大多數農民的生活比戰前有了改善(日軍“掃蕩”的時期除外),自然擁護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發動群眾建立政權、建立包括民兵游擊隊等武裝就此有了最重要的基礎。抗戰時國統區征兵普遍受抵制而只好抓壯丁,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卻能動員群眾為保衛自身利益戴著大紅花自愿參軍。國民黨當局曾攻擊共產黨在敵后“坐大”,其實僅“坐”如何能“大”,只是“越抗越大”,靠軍民一致奮斗才能使根據地不斷發展壯大。

                  對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發展要訣,日軍也有入木三分的評價。據偽滿皇帝溥儀后來回憶說,他的“御用掛”日軍吉岡安直中將在1942年曾特地介紹了對付八路軍的“鐵壁合圍”、“梳篦掃蕩”等戰法,溥儀當時不解地問:“共產軍小小的,何犯上用這許多新奇戰術?”吉岡馬上說:“共產軍,這和國民黨軍不一樣。軍民不分,嗯,軍民不分,舉例說,嗯,就像赤豆埋在紅砂土里”,“‘共產軍’不管到哪里,百姓都不怕他,當兵一年就不想逃亡,這實在是大陸上從來沒有的軍隊;這樣的軍隊越打越多,將來不得了。”(溥儀《我的前半生》,380—381頁,中華書局1977年版。)

                  物質是第一性的,是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最看重實際的中國老百姓通過得到物質利益,才衷心地擁護共產黨的軍隊。國共雙方軍隊在敵后的不同結局,其根源就在于此。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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